如此，在郑森在澳门又呆了两天后就启程回安平了，来的时候是三艘船不满，回去却是一支六七艘的船队了，两百葡萄牙雇佣军，一些船匠，钟表匠，枪匠，炮匠等，还有两个传教士和几个教师，这些人都是在议事会的保证和郑森的丰厚许诺下才同意跟随他的。

        对于天主教传教士，明朝政府是不禁止的，许多士大夫官员对这些富有知识懂得礼节的传教士很是赞赏，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的徐光启了，徐光启欣赏西学，全家受洗入教同时在松江老家发展了一批教徒，同是松江人的陈子龙对此早就知晓，天启时他还去拜访过退隐的徐光启。

        回去路上陈子龙和船上的葡萄牙传教士探讨了许多事情，对欧洲各国数学，物理方面还有日心说地心说之争等很感兴趣，甚至在听到关于伽利略在比萨斜塔做的自由落体实验后对此大为所动，嚷嚷着要在船上试一试，看看是不是真的。

        在两个传教士和郑森的解释，船在海上不停运动不能做实验后才消停下来。

        在回到安平后陈子龙立刻就到书房翻了起来，在找到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等书后如获至宝，细细品读起来，阎应元也看了看，只是实在难懂后就去寻了葡萄牙匠人琢磨西洋火炮的强大之处了。

        郑森心中是很高兴的，这两位都算的上明朝高级知识分子了，他们对欧洲知识并不排斥的行为让郑森看到了充满希望的未来。

        临近出发台湾时，陈子龙已经粗略学了几句葡萄牙语和英语，那本《几何原本》远远不够他看，连前宋时的《梦溪笔谈》都被他翻出来了，可依然不够解答他心中的疑惑，碍于语言障碍他还读不懂那些用英语葡萄牙语和拉丁文书写的欧洲书籍，最后在郑森和两个传教士的帮助下开始学习外语。

        阎应元则抱着一把葡萄牙士兵的火枪啧啧称奇，说若是这种枪支能列装大明军队，那辽东的满清鞑子也不至于如此猖獗，郑森去看了看，是欧洲军队基本装备的燧发枪，和亚洲大部分国家军队装备的火绳枪不一样，这种枪支更加稳定，而且受到环境影响较小，不会因为潮湿下雨就无法使用。

        其实燧发枪在中国也已经有人研制成功，中书舍人毕懋康就曾在崇祯八年时研制出了撞击式燧发枪，并著书《军器图说》，只可惜时局动荡朝廷无力装备军队，于是便不了了之。

        明末时期很多西方科技和知识成果都已传到中国，只是因为国家不安，没有精力系统的吸收，不然以中国偌大人力，其中精英由国家力量推动学习先进知识，明朝的国力能上升好几个档次，区区满清再靠骑射血勇也挡不住无穷炮弹。

        想到这里，郑森的心里就火热起来，他有一种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明明桃子就在眼前其他人却都看不到，只等自己去摘的感觉。

        他不需要知道确切东西，只需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给手下人提供明确的方向就行了。

        台湾，台湾，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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